2009年8月19日水曜日

重返“生态天堂”:高原草地收复战(「生態系の天国」再び 高原緑地回復の取り組み)

重返“生态天堂”:高原草地收复战
2009/08/19 13:49
http://dycj.ynet.com/article.jsp?oid=55307309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第一财经日报

重返“生态天堂”:高原草地收复战
2009/08/19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第一财经日报章轲
  青藏高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搬迁潮,正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区域内涌动——它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中国最大的草原恢复生气、再现生机。
  从青海省格尔木市南行,沿着青藏公路,仅7公里便能到达一个崭新的村子——唐古拉山镇长江源移民村。
  村口,两个小男孩正在水泥路上玩滑板;几位工人在为唐古拉山镇卫生院第二门诊部钉牌子;旁边一家院子里,七八个移民正聚在一起打牌;15岁的索南拉吉和18岁的达尕两位女孩,利用暑期在村民自办的歌舞厅里忙着招呼客人。13岁的尕玛曲珍和6岁的弟弟拉达,是不请自来的参观向导。
  长江源村共有128户420位移民,5年前,他们从大约500公里外海拔4700多米的长江源头沱沱河一带搬到这里。
  据唐古拉山镇副镇长拉玛才让介绍,在移民村,每户搬迁牧民的住宅面积为300平方米,居住面积60多平方米,政府将在至少5年内给予每户牧民每年6000元补贴。
  许多人家大门上锁,人员外出。“孩子放暑假后,父母就带着上山了。”长江源移民村支书更尕南杰告诉记者,这些牧民还是习惯在山上生活,回去后,可以住在亲戚家,帮他们剪剪羊毛。回来的时候,可以带点肉。
  “过去放牧每年有1万多元的收入,现在主要依靠每户每月500元的政府补助。”尕玛曲珍的父亲红星告诉记者,尽管收入少,但这样做是值得的,因为山上生态环境退化的情况实在是太严重了。
  近年来,由于气候变暖、过度放牧等因素,唐古拉山地区的高寒草甸退化现象十分严重,生态环境呈现恶化趋势。2004年9月,格尔木市政府开始实施唐古拉山乡退牧还草及生态搬迁工程项目。
  这仅仅是三江源地区退牧还草及生态搬迁的一个缩影。整个“十一五”期间,青海省三江源地区移民总数将达到5万人。
  高原鼠害的背后
  今年7月30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子科滩发现首例疑似肺鼠疫疫情。鼠疫是鼠疫杆菌引发的致死性极高的恶性传染病,被列为中国甲类传染病之首。
  消息一出,震惊中外。截至8月9日,除3例患者死亡以外,9例患者在指定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其实,鼠疫在青藏高原草地上每年都不同程度地发生,由于近年来人类活动对草原鼠虫天敌的干扰,草原鼠虫害面积大幅增加。2007年记者乘车在青海采访时,就曾经过鼠疫封闭区。“每年都有,不足为怪。”青海一位藏族朋友对记者说。
  鼠疫横行、蔓延,正是草原退化带来的恶果。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草地大国之一,拥有40000万公顷草地,草地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41.7%。草地总面积仅次于澳大利亚,居第二位,在亚洲居第一位。
  青藏高原不仅是中国平均海拔最高的高原地区,也是全国最大的草原地区。全国六大草原牧区中的四大牧区西藏牧区、青海牧区、四川牧区和甘肃牧区,均位于青藏高原。
  青藏高原有108个牧区县和半牧区县,占全国牧区县和半牧区县总数(226个)的41%。青藏高原草地总面积约14000万公顷,占全国草地总面积的36%,是全国天然草地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地区。
  青海省三江源办公室副主任李晓南对记者表示,在黄河源头核心生态区域,由于气候变暖等各种因素,沙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鼠害严重,当地不得不常年进行大规模灭鼠。
  据《玉树州志》记载,鼠害对玉树草场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啃食牧草;二是掘洞翻土,造成大面积寸草不生的黑土滩,草场退化。高寒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草场土壤结构被破坏后难以恢复,生态环境长期处于恶性循环之中。
  玉树地区的害鼠主要是高原鼠兔,其次是白尾松田鼠、红耳鼠兔和喜马拉雅旱獭,鼢鼠仅分布于称多和玉树县的一些地区。据调查,玉树全州鼠害发生、受害面积常年在3000万亩以上,占可利用草场面积的近20%。自1958年以来,玉树地区就本着“群防群治,连片集中,大面积灭治”的原则,进行大规模灭鼠。
  据介绍,由于鼠害严重,三江源地区各州县每年的灭鼠任务异常繁重。但就目前来看,因为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原因,灭鼠工作收效并不理想。
  不仅是鼠害,青藏草原上雪灾、旱灾、风沙灾、虫灾、兽灾等也频繁发生。
  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黄河源区被专家们称为“中国生态的源头”,这里的生态问题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黄河流域乃至整个东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20世纪中叶以前,黄河源区植被覆盖度大,草场高度在1米以上,长势好,品种多。”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刘时银教授说,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超载放牧、垦草种粮等现象日趋严重。加之在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中缺乏生态保护意识,致使黄河源区草场严重退化,土地沙化加剧。
  据调查,黄河源区上世纪80~90年代年均草原退化速率比70~80年代增加了3倍多。截至目前,黄河源区中度以上退化草场面积近7.33万平方公里,占草场总面积的78%。
  黄河源头第一县玛多县草地退化1.61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县草地面积的83%,有7000多人成为生态难民。玛多县上世纪90年代年均牲畜存栏数比1979年下降了58.4%,人均占有量下降了65.7%,38%的牧民被迫迁移他乡,玛多县也由上世纪80年代最富的县沦为现在的全国贫穷县。
  玉树州曲麻莱县也有3300平方公里的草场被开挖,草地严重沙化。由于草场大面积沙化,给当地畜牧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
  甘南州及玛曲县90%以上的天然草原近年来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退化现象。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完善草原生态治理政策调查研究”课题组的最新调查,甘南州全州重度、中度退化面积分别达1220万亩、2040万亩,占天然草地面积的30%、50%。草地鼠虫害面积1930万亩,占天然可利用草地面积的47.3%。草原大面积退化导致草地生产能力大为下降。甘南草原湿地面积萎缩,涵养水源能力降低,黄河补水量减少。甘南州湿地面积由上世纪90年代初的640多万亩减少到目前不足190万亩。
  《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08年,全国共发生草原火灾251起,受害草原面积9895.9公顷,同比上年减少13.0%。草原鼠害危害面积3675.8万公顷,占草原总面积的9.4%,同比减少5.6%。草原虫害危害面积2700.7万公顷,占草原总面积的6.9%,同比增加53.6%。
  气候变化是“祸首”
  “气候变化是源区生态恶性循环的根源所在。全球变暖,造成温度升高,致使冰川和冻土消融、湖沼湿地消失乃至土地退化,从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刘时银说。
  调查显示,近50年来,黄河源区的平均气温上升了0.88℃;近20年来,黄河源北部季节冻土区地温升高了约0.4~0.6℃。冻土退化使地下水流系统发生改变,影响黄河径流的变化。多年冻土层内含有较高的碳和甲烷气体,冻土退化,使一部分原被冻结在冻土中的温室气体得以释放。
  由杨桂山、马超德等人主编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2009》分析了气候变化对长江源区草原生态系统的影响。
  这份报告称,长江流域地带性天然草地主要分布在长江源地区,以高寒草甸和高寒草原为主,许多草地与高原湿地范围重叠。长江源区的草地系统极其脆弱,该地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气温呈上升趋势,降水量下降,草地和湿地区域减退,草甸演化为荒漠、高寒沼泽化草甸草场演变为高寒草原和高寒草甸化草场。
  这份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导致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将对青藏高原的畜牧业带来不利影响。据观测,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南部牧区气温普遍升高,径流量逐年减少,牧草产量下降。四川省近15年来全省草产量由4140公斤/公顷,下降到3600公斤/公顷。
  研究表明,长江上游的高寒湿地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尤为强烈。近40年以来,长江源区的若尔盖高原湿地在气候变化各因子的交互影响下,区域气候呈暖干化趋势,造成地表水资源减少,湿地萎缩,加速了草地退化和沙化。
  伴随湿地退化,出现湿地环境逆向演变的趋势,即沼泽→沼泽化草甸→草甸→沙漠化地→荒漠化的演化趋势,对长江源头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构成威胁。
  研究人员对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研究发现,湿地既是碳的储存库,同时也是碳的释放源。不断攀升的气温,永久冻结带的融化,将释放储藏的化石CH4(甲烷)。湿地被排干后,湿度、水分状况和植被类型发生变化,CO2、N2O(一氧化二氮)的排放量大大增加。在气候干旱条件下,湿地将最终变为净碳源。
  据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2005年监测,全国90%可利用天然草原不同程度退化,其中轻度退化面积占57%,中度退化面积占31%,重度退化面积占12%。目前全国严重退化的草原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天然草原面积每年减少约65万~70万公顷。
  除了气候变化和超载过牧等因素外,不合理开垦也加剧了草原生态的退化。
  玉树州林业环保局副局长丁显海称,由于政策因素和不当开发,历史上,玉树州就曾经遭遇过三次较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活动:
  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政府动员内地青年到玉树进行大规模的垦荒种地,结果不但没有使草原变粮仓,反而破坏了大面积的优质草场。玉树巴塘一带的垦荒地到现在还是不农不牧,难以恢复原有植被;
  第二次是“文革”期间的学大寨运动。在当时的条件下,脱离了玉树的实际,生搬硬套大寨经验,结果再一次破坏了大面积的原生植被;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初期,受泡沫经济影响和利益驱动,无序的采挖沙金,既破坏了草原生态,又浪费了宝贵的矿产资源。
  盲目开垦草地,是因为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草地对于人类、生态的多种功能。据介绍,仅草地的生态屏障功能就对人类社会具有巨大的意义和价值。草地能够维护和改善草地本身的自然生产力,而草地的自然生产力又可以转化为草地牧业的经济生产力,进而可以转化为对人类有直接使用价值的畜产品和其他产品;草地的生态屏障功能还能防止土地沙漠化蔓延,防止土地风蚀、沙化、盐碱化和水土流失,保护和涵养草原地区江河湖泊的水源。
  治理需“可持续化”
  前车可鉴,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不少国家都经历过草原生态退化及沙尘灾害。从19世纪80年代起,美国西部牧区开始由原始游牧方式向现代化牧业经营转变。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沙尘暴”频发,横扫西部大平原10年之久。由于沙尘暴,几百万公顷的农田废弃,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1954年~1965年10余年间,苏联也因为开垦“处女地”后,60年代的干旱导致风蚀,4000万公顷土地有1700万公顷受灾;
  20世纪整个30年代,加拿大大草原地区风蚀和干旱极为严重,大草原地区的250个城市、700多万公顷土地受到了旱灾的影响。
  根据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十一五”期间,国家将完成治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重点工程区面积938.65万公顷,将在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内实施封育草地,减少载畜量,扩大湿地,涵养水源,防止草原退化;实施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治理重点工程,即退牧还草644万公顷,退耕还林还草0.65万公顷,封山育林、沙漠化土地防治、湿地保护、黑土滩治理80万公顷,鼠害治理209万公顷,水土流失治理5万公顷。
  《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08年,国家在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云南、贵州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投入15亿元,建设草原围栏522.8万公顷,开展石漠化治理2.7万公顷,对严重退化草原实施补播156.9万公顷。
  调查显示,通过上述项目的实施,工程区草原植被盖度、高度和鲜草产量大幅提高,草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有效转变。
  不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指出,目前在草原生态治理中还存在诸多矛盾与问题。
  “草原治理项目缺乏综合性及可持续性。”在日前召开的“完善草原生态治理政策调查研究”结题会上,韩俊认为,草原治理项目缺乏整体性及综合性。项目之间相互割裂,作用于同一个牧区的项目也是各行其是、各为其主;项目建设内容单一,如退牧还草工程一般仅限于围栏和饲料粮补助,同时围栏耗掉了项目大多数资金,而饲料粮补助标准又一成不变且偏低;草原生态治理工程中退牧还草、牧民定居、畜牧生产方式改进、饲草料基地建设、畜种改良、草场改良、草原生态监测等方面的综合性差。
  韩俊称,另一个问题是草原治理项目缺乏可持续性。牧区基层干部和牧民多数担心国家草原项目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生态移民项目中,转移出来牧民的就业、社会保障及长远生计等也存在问题。
  “完善草原生态治理政策调查研究”课题组建议,在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作用下,引导草原生态脆弱区群众向城镇或集镇进行搬迁,减少人口和减轻草场使用压力;在草原生态补偿资金支持下,在技能培训、劳务输出、二三产业经营,以及住房、棚圈、储草棚、道路、供电等生产基础设施方面和生活方面给予牧区居民补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晓黎认为:“中国草原生态治理亟待从项目实施转向制度建设。”
  崔晓黎称,中国草原的生态功能已经构成全球意义,同时对中国工业化中的碳减排具有重大意义,必须死保;草原的生态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其经济意义,草原牧民的人口数量与其所利用的草原面积相比,已经严重失衡,继续把草原作为生产资料满负荷使用,其外部成本极大而内部收益很小,如何平衡生态与生计之间的关系,是政府面临的重大选择。
  崔晓黎建议,除了将禁牧、休牧确定为草原畜牧业的常规制度外,补贴政策应避免不同地区补贴的畸轻畸重问题。在农业部内部组建“国家草原局”,整合草原监理中心、草原处等部门,以形成合力。
  “青藏高原生态系统非常脆弱,环境一旦破坏将不可逆转。”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孙鸿烈说。
  时光无法倒流。尕玛曲珍告诉记者:“尽管山上很好玩,很想回去。但再也不可能像小时候那样长期在山上生活了。”

 AFP報道の原文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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